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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厌世的权利 鸿鸿 、蒋阔宇对谈

没有厌世的权利 鸿鸿 、蒋阔宇对谈

鸿鸿与蒋阔宇。摄影/汪正翔

「社会诗」是什幺?

鸿鸿(以下简称鸿):

现代主义里「私我」很重要,要与时代对话,必须保持私我的存在,才能丰富社会,比如波特莱尔写「恶」,因为每个人都关注善的正面价值,但恶无处不在。波特莱尔的诗对我而言充满社会意义。

诗人写作时不避讳社会对他的影响,这样的作品就具有社会意识。早期的诗人痖弦或商禽,他们的诗充满对当下社会的批判,却不得不选择隐晦的形式表现。时至今日,没人禁止你说话,若我们仍以暧昧的姿态创作社会诗,那太可惜了,浪费了解严后许多生存经历。

以诗介入社会的策略

蒋阔宇(以下简称蒋):

文学和社运之间的关係是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我主要研究台湾文学。 20 年代社会运动是分进合击的, 70 年代的重点则在于乡土文学论战。最近〈我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〉一诗在网路上转载量出乎意料的高。这意味我们这些搞工运的人打破了同温层,从这个现象中我解读出两个讯息:其一是社会重视这些议题,不只工会组织在关心;其二是透过文学我们的理念可以刺激更多人。

过去工会进行动员抗争时依赖组织网络,这个模式有个致命的缺憾,那就是永远没办法像同志大游行那样丢一个网路号召就一呼百应。因此,透过文学的形式建构某种符号系统,洞悉世事,指陈时弊,也许对社会运动有帮助。个人创作方面,我试着综合一些社运符码,在诗里保留一种感觉结构,比如有一首诗叫〈那一夜〉,描绘社运人士每天的感知状态,至于华航空服事件则以背景方式抽象呈现于诗行之间。

鸿:

每一波社运彷彿拍岸的浪花,成果有目共睹,却只是促成社会改变的一种契机,文学与社会的关联应该更深远久长。

好的文学是种沉澱,但诗歌完成速度较快,最能及时回应当下社会事件,至于文学价值多少,端看书写者自我要求,若是勉强写作,对议题了解不够深刻,可能变成一种浮泛的同情;没有批判观点的诗,不过是寻常哀悼之作,无法引起大家更多反思。文学和一般宣言或标语不同,要求情理兼具,方能设身处地进入事件核心,让读者共感,有感动方能付诸实践,这是文学参与社会的重要价值。

文学虽为当下的事件而写,却不见得只为单一事件所用,就像巴布狄伦很多歌曲脱离当时的创作环境也能感动我们;诗歌亦如是,因为记录了特定时空之中交会的能量,才具有不断被阅读的价值。

没有厌世的权利 鸿鸿 、蒋阔宇对谈

因此,透过文学的形式建构某种符号系统,洞悉世事,指陈时弊,也许对社会运动有帮助。摄影/汪正翔

写诗是否预设读者?

鸿:

我不太预设读者。比如劳工问题,是所有人都该关心的。特别是资本家,我更应该以诗打动他们,我也该让身在其中的劳工觉得自己心声被另一人专注聆听。我写作时特别在意关于分析归纳和说服的部分,切莫徒具感性的呼吁,感性无法让思维不同的人理解我们的诉求。我的诗常用寓言手法,藉着隐喻让大家立刻掌握到事件该关注的重点,这是文学的典型手法,能够化繁为简,影响更多读者与民众。

蒋:

我也不会预设读者。我大部分的诗以抒情为主,德希达说:「文学是即将到来的民主。」符合一定的规範,写出什幺可以开放讨论,比如在工会的场合我们不容易讨论同志议题,但在文学的场合什幺都可谈,传达大众媒体上不易听到的声音。

诗在社群媒体的传播现象

蒋:

社群媒体提供更多契机让作品露脸。作者要如何利用脸书等平台经营自己的形象,这是我一直在意的问题。我惯用脸书和部落格,有什幺资料就贴上去,分享的多半是工会相关资讯,艺文资讯相对少。

鸿:

脸书作为网路平台来说是新的,但它的功能并不新。不同时代文学有不同传播方式, 1960 至 70 年代,发表在诗刊上的作品易被传抄, 1980 年代诗得了奖便洛阳纸贵,至今就要依赖脸书及相关媒体推广了。

《暴民之歌》刚出版时,因为苹果日报的报导两天转载八百多次,令我惊讶万分!由此可知,「分享」是十分关键的行为,透过网路分享资讯时我们可以加上自己只字片语的感想,对事件的认同或批判都在分享当下传达出去了,促成更频繁的对话关係。这样的关係对诗的传播是好的,使得作者与读者藉此产生更紧密与即时的连结。

怎幺看待当今的「厌世」氛围

鸿:

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救世主,由狂热的乌托邦幻想到幻灭,正是我们脚踏实地的新开始。人类总要为自己找出路,无论呼唤第三势力也好,或跟政府展开新的对话关係,都表现社会重新起步的动能,我猜一两年之间整个社会将重新动振作起来。

说实话,我不担心当今的厌世氛围,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不厌世?我年轻时一整代人都在读《野鸽子的黄昏》,那又如何?台湾人生活已够优渥了,没有厌世的权利!

蒋:

我完全认同。有人对于社运结果抱着幻灭感,有人则认为阶段任务已达成,激情消退,人心发展趋向如此,自然导致厌世风气。换个角度看,运动热度降温岂非反思的起点?更何况,现在工会组织的活动并未消停,积极为当今社会思考出路者大有人在。尼采说:「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。」有些人再困顿也须不断战斗,因为根本没退路。总之,我以为厌世表象不是负面的,也许代表一种沉潜思索的状态,準备迎向下一波的腾跃。

没有厌世的权利 鸿鸿 、蒋阔宇对谈

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救世主,由狂热的乌托邦幻想到幻灭,正是我们脚踏实地的新开始。摄影/汪正翔


鸿鸿
身兼诗人、剧场及电影编导、策展人。

1964生于台南。出版有诗集《土製炸弹》、《女孩马力与壁拔少年》、《仁爱路犁田》等七种、散文《阿瓜日记──八○年代文青记事》、《晒T恤》、评论《新世纪台湾剧场》及剧本、小说等多种,及创办的《卫生纸+》诗刊(2008-2016)。现主持「黑眼睛文化」出版社及「黑眼睛跨剧团」。

蒋阔宇
草屯人, 1986 年生,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毕,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。现为工会秘书。不菸不酒,不三不四。

文字纪录/庄子轩
曾获第三届「台积电青年文学奖」诗奖。2009年参与「台北国际诗歌节」开幕朗诵。作品偶见联合副刊,着有诗集《霜禽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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